侯外庐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思想家。从1927年留法始，他穷10年之功翻译《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为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侯外庐对《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翻译是同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研究和创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应该把它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思考之一，文本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我看来，侯外庐等人对马克思的原著进行翻译，这是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人所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准备。刘少奇曾经坦陈：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自身弱点之一就是“理论准备不足”。“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刘少奇认为，主要是“对马列主义的原理与方法及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统一把握”。——引者注）“直至现在，缺乏理论这个弱点，仍未完全克服（虽然党内少数同志特别中央的同志是有了对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理解）。因此，现在提倡党内的理论学习，就成为十分必要。中国党只要克服了这个弱点，就能有把握地引导中国革命到完全的胜利。”^[1]显然，刘少奇的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也不应忽视，为使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人接受，党内知识分子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准备。需要指出，在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成立之初，由于党自身的不成熟，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的误导，党的理论准备工作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特别关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通常有所谓“三李”之称，即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甚至被讥讽为“研究系”。因此，当时看中理论研究，尤其是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翻译工作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应该说，在侯外庐之前，有人曾进行过某些翻译尝试。例如：1912年5—7月，在上海出版的中国社会党绍兴支部的刊物《新世界》第2期，刊登过朱执信译述《社会主义大家马儿克(即马克思)之学说》，文中简要地介绍了《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宣言》的十项纲领，还有一节介绍“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之概略”。

又如：1919年5月，在李大钊的支持下，《晨报》副刊的“马克思研究”专栏发表了较多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译和马克思原著译文。5月5日，为了纪念马克思101年诞辰，译载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本河上肇著，渊泉译)一文。同年5月9日起至6月1日，“马克思研究”专栏又连载了马克思的重要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全译文，标题译为《劳动与资本》。据罗章龙回忆，李大钊发起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曾组织翻译《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第1卷，但未译完。^[2]

再如：1920年8月，陈望道根据《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宣言》的英、日文版译出了中文全译本，被上海发起组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并用“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出版。陈望道翻译此书，是在十分艰苦与危险的环境下进行的。1920年3、4月间，他在故乡浙江义乌的一间破陋的柴屋里，在阴暗的油灯下翻译。为了防备敌人突然搜查，陈望道在小柴屋里摆设了几件用具，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不倦地工作，终于译成。译文又经陈独秀和李汉俊仔细校对，于同年9月经发起组办的“又新”印刷所印刷出版，第1版仅印了千份，奉送读者。嗣后许多地方相继翻印，影响遍及全国。与此同时，李汉俊翻译出版了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小册子《马克思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入门》；李达在李汉俊的帮助下，翻译出版了荷兰郭慕的《唯物史观解说》。这几本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译著，对建党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上述实例，我们一方面看到了早期革命者和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人艰辛的理论探索，另一方面也会很自然地发现问题。这就是在建党初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翻译和全面理解还是一片空白，而侯外庐翻译马克思的《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思考之二，“理论导师”指导下的翻译

侯外庐翻译《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得益于李大钊的指导。在早期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人中，李大钊是他们的“精神领袖”（即“理论导师”）。众所周知，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十分重视对马克思原著的翻译和理解，认为必须进行“学理”上的探究。1921年1月，他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实行方法的考察》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是必然的，但是绝非易事，所以要做认真的研究。“为了使一般人民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应首先翻译各国最简明扼要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名著，进而深入研究中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及其实行的方法。”1922年2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的第一次公开演讲，就是请李大钊讲“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李大钊说，“马克思的学说很深奥”，实在“不敢说对他有什么研究”。“大家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都很想研究，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不但真正能够研究他的很少，甚至于关于他的著述，仅仅只看过一遍的，这样的人也不能找出。”他表示：假以时日，“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他告诉听众，“马克思的大著作是《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须把它“有系统的研究起来”。

李大钊几次向侯外庐提到《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抱憾中国还没有一部较为完整的译本，他曾反复说过：“拼上半生功夫研究《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也不一定能得其要领。”1924年，当侯外庐听从他的教诲，决意翻译《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从理论上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义时，他给予了明确而坚定的支持。当时，在北京师范大学求学的侯外庐经同乡高君宇（北京大学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中共二大中央执委）与李大钊相识。同时，为了帮助侯外庐进一步开阔理论视野，李大钊又介绍侯外庐结识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陈翰笙。他还将自己的西文书籍（如布哈林的《唯物史观》的英译本，从中亦可以了解李大钊能直接阅读英文原著）借给侯外庐。在回忆录《韧的追求》中，侯外庐对他和李大钊的最后一次会面做了详细的追述。这是最难忘的一面。当时正值“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遭北洋政府通缉，已避难于俄国使馆的兵营（具体地点是中俄庚款委员会办公室）。两人见面的地点约在东交民巷道升洋行。侯外庐回忆，李大钊是登梯子越过一堵矮墙过来的。他向李大钊表示，“很想先在理论上追求真理”。李大钊说：“先从理论下手也好。”同时强调，应从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入手，并赞同侯外庐的翻译马克思德文原著的打算。正是这次会面，用侯外庐晚年在回忆录中的话说：“决定了我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这里还应特别提及的是：在侯外庐翻译《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过程中，李大钊的两位同乡，河北乐亭人王思华和李乐光，给他以特殊的帮助。前者是他的合作者，从1930年由法归国后，经陈翰笙先生介绍，侯外庐结识了同是留法学生的王思华，俩人志同道合、相互信赖，共同完成了《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第1卷的翻译。而李乐光(字白余，侯外庐在其回忆录中称李白余)则是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负责人，与王思华私交甚佳，帮助侯外庐找回了当年不便带回国内、留在德国柏林由成仿吾悉心保存的《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第1卷（20章）译稿。要知道，这位李乐光正是李大钊的族侄。

从这段颇具传奇色彩的历史经历中，我们既感受到幸运之神的眷顾，又感悟到老一辈思想传播者的艰辛。今天的青年一代应该从中做出更为理性的思考。

思考之三，深入腹地，汲取西方文化之精华：《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德文版的翻译

应该说，严谨的翻译是需要特殊条件的。在当时动乱的中国，根本不可能获得通过翻译掌握西学的基本条件和必要的环境。因此，侯外庐果断地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留学法国。1927年夏，侯外庐赴法留学，进入巴黎大学文学院。开始学习德文，试译《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1928年，正式动笔翻译经恩格斯审定的《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德文第4版。同年，经成仿吾介绍，侯外庐加入了中国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选择德文版翻译，就是要尊重马克思的原著。当时中国人接受西学、接受马克思主义，从语言上主要是依靠日文和英文。这中间，产生的问题很多，最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学术理论的本义。李大钊当年留日，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要通过深入的文化考察，正本清源，真正认知西方文化的真义。因此，他特别反对时人“群趋于扶桑”、“以和化为荣”、追求“简便易行”的浅薄之举。相对于李大钊一辈人，真正深入到西方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腹地，确实给侯外庐的翻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珍惜在巴黎的每一寸光阴，使自己的学术追求变成了“有责任的信仰”（对知识的执着信仰）。也正是由于此，三年的留学生涯中，他甚至没有得空美美享受西方文明古都的多姿多彩的风貌。这种留学生活更是今天的学生所无法想象的。大体马克思写《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时遇到的困境，侯外庐在翻译时也体验到了。几十年以后，侯外庐在回忆录中曾这样描述那段难忘的时光：在法国，我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除了上图书馆，除了为党做一些必要的工作，几乎足不出户。巴黎是西方文化荟萃之地。我在巴黎附近生活了三年，一次不曾参观卢浮宫、凡尔赛宫之类的名胜，一次没有进过剧场去欣赏法兰西的戏剧和音乐。我只有远望埃菲尔铁塔，而从未得闲去登临其巅。我把在法国享受到的、祖国享受不到的自由，全部献给了学习和翻译《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工作。付出如此代价，换来的成果是，两年试译，译完第1卷20章。不过，侯外庐的思想和精神确实是充实的，60年后，他仍然可以清楚地列出他在巴黎大学所修的课程，尤其是围绕《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翻译在课外获得的完整的西学知识。“德文、法文之外，还涉及西方古典哲学、哲学史、政治经济学、经济史、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数学、机械学等等。”另外，“我精读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史》，补读了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亚当·斯密、萨伊、西斯蒙蒂、李嘉图等人的著作”。

思考之四，翻译与历史考证并举

赴法留学之始，侯外庐全力翻译《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根据德文版），在两年多的时间中，他译完第1卷前20章。1930年春回国后，他继续翻译。此时，他着重就过去翻译中存在的疑点进行深入研究。据他本人回忆：“以一个细处为例，第1卷第三章（货币与商品流通）的注释第83，马克思引用了《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所录的一位中国官员的奏折。德文版《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所示这位官员的译名为Wan-Mao-in。我的清史知识不够，初译时对这个官员一无所知，在法国时就想查实他的姓名和职务，苦于手头没有资料。回国后，查阅过陈豹隐先生的译本（陈豹隐先生翻译出版过《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前3章，1932年时，在北平大学法学院与我同事），陈先生是音译为‘王蒙尹’的。”^[3]

侯外庐特别提到，为了彻底弄清事实的真相，“我和王思华（其合作者。——引者注）请教了研究财政史的崔敬白先生，崔先生愿意和我一起查材料，最后才确定，马克思提到的Wan-Mao-in，是名列《清史稿》列传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王茂荫和Wan-Mao-in音同，是否就能断定无误呢？我还是放心不下，直到买到一部《王侍郎奏议》，研究了王茂荫的经济主张，货币改革主张，这才断定Wan-Mao-in即王茂荫无疑。在研究王茂荫货币改革主张的同时，通过查核王茂荫生平经历，得到过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了解到，王茂荫曾在清政府血腥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出谋献策，充当过帮凶”^[4]。

侯外庐还谈到与他合作研究的崔敬白先生：“他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学者，为了核实王茂荫——这个《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注释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他也是穷追不舍的。他和我曾有许多封讨论王茂荫的通信。可惜，历尽沧桑，崔先生的来信在我颠沛流离的生活途中失尽。”^[5]

从侯外庐的上述回忆，我们至少可以明了以下五个问题：其一，与阅读译本不同，侯外庐首先是从翻译的角度发现问题的。作为译者，必须忠实于原著，对原文中涉及的所有人物都要有精确的把握。因此，他把翻译和人物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其二，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侯外庐就尝试研究王茂荫，但囿于资料的限制，真正的翻译研究始自1930年春。他和王思华的译本于1932年9月以“国际学社”名义正式出版。其三，侯外庐不仅与王思华、崔敬白两位先生一起考证了王茂荫其人，而且还研究了他的经济主张、货币改革主张、生平和政治活动。显然，侯外庐不满足于对这个人物做一般性的了解。其四，侯外庐的查考，基础资料较为翔实，涉及《清史稿》、《王侍郎奏议》等。其五，侯外庐的考证和研究，得到了财政史专家崔敬白先生的倾力相助。他痛惜两人之间有关王茂荫研究的学术通信的遗失，并引为终生憾事。应该说，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史的憾事。

说到这一考证和研究，还必须提到郭沫若先生，他也清楚地了解侯外庐先生对《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翻译和对王茂荫的考证，并且格外关注此事。在回忆与郭沫若先生1938年在重庆会面的情景时，侯外庐说，当时，“郭老向我披露，他在日本时，确有翻译《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心愿，只是由于没有地方出版才作罢的。所以，他一向注意国内《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译况。郭老说，他1932年在日本，从《世界日报》上知道我和王慎明（即王思华）出版了第1卷上册译本。当时，我在该报发表过一篇杂谈翻译过程的文章，其中一段，谈及对《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第1卷第3章一条注释中所提的清代官僚王茂荫名字的考证过程。连这样一个细节，郭老都记得一清二楚。他告诉我，读了我的文章之后，他还曾托人向王茂荫在安徽的家族做调查，进一步核对我的考证。我对他研究问题的严谨、周密，不禁佩服之至”^[6]。

思考之五，翻译之外：学术的张力与独创

在我看来，对《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翻译使侯外庐的学术研究得以贯通中西，形成自己鲜明的理性特色，从而开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概括起来，我想有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需要引起重视。首先，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理解。他敢于怀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曲解。其次，确立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和中国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起点。再次，对中西文明的差异性的深入认知。

我注意到，今天，有些人把侯外庐视为“教条主义者”。实际的情况正好相反。他努力尝试把马克思的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具体事象（王亚南用语）相联系，实事求是（他以王国维、章太炎为楷模，继承朴学传统），做出自己的判定，以求“自得之学”。

通过10年翻译《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侯外庐的学术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总结道：“《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是凝结马克思四十年心血的一部煌煌科学巨著。我从这部巨著中所得到的，不仅在于其理论，而且在于其超群出众、前无古人的研究方式。《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理论和《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本身所体现的方法论，是应予同等重视的。我个人在逐字逐句的推敲中苦下了功夫，才得领悟此中意义。翻译较之一般的阅读，其益处即在于它更严格地要求我们去理解，去重述理论的全部由来，更深入地要求我们去领会理论的阐述过程，乃至理论本身的逻辑构成。在我年轻的时候，想做学问，身为中国人而要摆脱中国传统思想方式和研究方式的束缚，是非常难的，况且我这个蒙馆读经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常自庆幸，十年译读《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是对于我的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这方面的收获，决难以任何代价换取。”^[7]有了《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全面的“思想训练”，直接促使侯外庐在史学研究中显露出非同一般的学术品格和学术个性。在侯外庐独特的学术思维框架中，他关注对一般规律的研究，但更注重对特殊性的探讨，他的学术兴趣始终紧紧围绕着探究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的特殊性，从中发掘出问题，进而在研究中实现研究范式的创造性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学术未沾染任何教条主义气息。相反，他努力与教条主义划清界限，即使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他也没有任何退缩。他始终坚持着对生产方式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的特殊理解：“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生产资料和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劳动者（力）二者的特殊结合方式。用马克思《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中的话来表述，就是‘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马克思接着就据此概括作为特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特点。”而当有人指责他的观点与斯大林的说法相悖，违背马克思主义时，他则明确表态：“斯大林的说法我不懂。”^[8]在20世纪40年代，这样做是需要自信和理论勇气的。事实上，这种对特殊的深刻认知，伴随了他一生的史学研究实践。

从学术思维发展的逻辑着眼，认知、整合概念是学术研究中一项最基本的工作，作为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治思想史者，侯外庐尤为重视此项工作，他的研究总是同厘清概念联系在一起的。

他的学生何兆武先生回忆道：“侯先生在他的研究过程中，习惯于深入钻研每一个重要概念的确切涵义；每每遇到一个重要概念时，不弄清楚，不肯罢休。”^[9]这种执着，筑造了他不懈的学术追求。

谈到概念问题，就不能不联系侯外庐的《社会史导论》。这是他研究中国社会史的第一篇论文。在这篇确定其研究导向的文章中，他围绕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性质论战各方所引用的方法论，做了一个总的批判”^[10]。其中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资本主义。侯外庐一方面提醒人们，“《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里用资本主义这一范畴甚少见，而做形容词用的是取Capitalist，如资本家的社会，资本家的生产，资本家的生产方法（即生产方式。——引者注）的一社会，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是按一个诸制度并存的构成看待”（绝非所谓“纯而又纯”——引者注）。“这种严明的方法论，实在是认识一社会构成（不是社会制度）的先决条件。”^[11]另一方面，他从对生产方式的认知入手，直率地批评了当时国内外学者对“生产诸力”、“生产方法”以及它们与社会性质的关系的误读，为进一步论证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提供了理论前提。以此为基础，侯外庐又进一步做了“理论延长工作”，合乎逻辑地提出并论证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由厘清概念到提出问题，是侯外庐的基本学术理路，他所力图深入揭示的很多学术疑难大都是由对概念的不同理解所引出的。

在史学思维中构筑起唯物史观，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为了有别于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使唯物史观在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得以充分展现，侯外庐提出了一条特殊的认知理路：将社会史研究同思想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反思、总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时强调：“我向来认为，社会史与思想史相互一贯，不可或缺，而研究中国思想史，当要以中国社会史为基础。”^[12]如今，这一理路已成为被学术界认同的侯外庐学派的主要学术特征。

由此，我又联想到一个问题：今人在评价侯外庐学术贡献时，尤其看中其思想史研究的成果，那么对他的作为“基础”的社会史研究又应该如何评价呢？对这个问题，白寿彝先生有其独到的看法：“外庐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贡献主要是在社会史方面而不是思想史方面，他的代表作应该是《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后来，《中国思想通史》写得那么大，量那么多，但写这书的史学思想是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指导的。”^[13]这是非常中肯的评断。确实，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研究侯外庐的学术思想的话，他的社会史研究的价值更值得重新认识。至于其现实意义，似乎更不应予以忽略。

在侯外庐的学术思维取向中，给人留下更为深厚的思维空间的是他在传统与现实的联接当中，对“近代思维”的捕捉和阐释。不可否认，直到今天，我们在认识很多现实问题的时候，往往出于思维的惯性，很自然地会返回到传统，而不自觉地使思维发生某种层面、某种意义上的断裂，以至于不能结合近代的思维、理念和概念解析问题，形成不少思维定势，亦造成思想误区。

侯外庐在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出于对异端思维的特殊关怀，总是力图找寻被传统所埋没的异端思想家，努力去联接已被人为地割裂的近代思想活动。对王船山（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湖南衡阳人，晚居衡阳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思想的个案发掘就是其中的有益的尝试之一。

在侯外庐投入较大精力研究的思想家中，王船山是突出的一位，因为“船山思想昔人专门研究者颇鲜，梁任公先生曾录述过一些船山的知识论断片，而后来从事研究者，亦尚浅肤，不论罗列论点与轮廓要旨，都不能表达船山的学问所在”。而事实上，船山“则以一位哲学思想家开启中国近代的思维活动。他在湖南山洞里著作有那么大的成就，我们不能不钦服，他可以和西欧哲学家费尔巴哈孤处乡村著书立说并辉千秋。他使用颇丰富的形式语言成立他的学说体系，我们又不能不说他和德国近世的理性派东西比美”。^[14]今天，我们在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对近代思维活动——“新世界观的萌芽”，应当像侯外庐那样，进行更为“审慎的发掘”。

思考之六，理论的深化：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社会史研究

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这是侯外庐的学术思想和实践的重要特点。他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从中国社会史研究起步的，而他的中国社会史（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又是同“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联接在一起的。他从事这一研究直接导源于他对《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的翻译，以及20世纪30年代正在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

侯外庐回忆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之前，由苏联学者提出来的，当时在苏联多次进行过讨论，争论得很激烈。在中国、日本历史学界都跟着或多或少地讨论过，但是人们并没有认为它已经解决。我在翻译《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时已经接触到这个问题，因此，当它被人们提出来讨论的时候，我就感到它是关系到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不懂得生产方式，不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是什么，就不可能科学地判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15]。

为了弄清“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真实含义，侯外庐首先做了全面的（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尽最大可能的）理论研究，他深研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国体彩网,中国体育彩票app》、《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马克思遗稿，由苏联汉学家费德林提供俄文译本，戈宝权翻译，定名《前资本主义生产形态》）等经典著作。特别是后者，对侯外庐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他说：“这是我们能见到的马克思关于古代社会理论的文献中，一篇最详明的珍贵资料。我有幸在国内首先使用它。这份资料更使我增加了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理论勇气。”^[16]

那么，这份资料究竟给侯外庐怎样的启示呢？据他回忆：“第一，这份遗稿对于古代（按：指奴隶社会）的生产形态，即东方的、古典的，是并列地论述的。这种提法，比别的文献讲得都明显、肯定。由此，表明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和古典的生产方式，是古代社会‘构成’的两种财产起源的路径，当是无疑的。第二，这篇文章不仅讲了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的相同之处，也阐述了二者的相异之点。它指出，‘财产的第二种（古典的）形态也正像第一种（东方的），同样地产生了（它自己的）地方的、历史的等等本质上的多样性——是更为有变动、更为具有历史性生活的产物，是原始部落之命运注定的及其曾经变态的产物。在这里，各人的财产本身绝不是在第一种形态那样——是常由自然路径成熟的。’马克思把古典的古代，用‘常由自然路径成熟’这个特征表述出来，正说明这种‘发育正常的’与‘早熟的’东方形态之路径的区别。第三，文章还通过城市和农村的分裂，私有关系，以及生产过程的占有关系等，详细分析了亚细亚的和古典的古代文明的具体路径的不同，指出了这两种‘古代’的路径，都是由氏族公社的解体过程而生长起来的，只是第一种和公社密切结合，而第二种在后来把公社的氏族躯壳完全冲破了。”^[17]

基于这样的理解，1943年1月，侯外庐写出了《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之研究与商榷》一文（该文原题为《我对于“亚细亚生产方法”之答案与世界历史家商榷》，1945年8月发表于《中华论坛》，收入《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论证了他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基本看法。

该文在阐述著者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特殊认知的基础上，专门解析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起源之差别性”。在他看来，其差别主要来自国家和氏族制度的遗留，表现为财产所有权、公共权力、祖先崇拜，等等。

1942年，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后为准确起见，更名《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问世，该书前两章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争论，明确提出了自己对该理论的看法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认识。在重印本的导读中，侯外庐的学生张岂之先生特别指出，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作者“没有直接采取当时已有的某一种现成观点，而是重新作了追根究底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结论。作者说：‘土地氏族国有的生产资料和家族奴隶的劳动力二者间的结合关系，这个关系支配着中国古代的社会构成，它和古典的古代是同一个历史阶段的不同路径’。这一结论是作者研究中国古代的理论基石，也是读者理解本书内容的必要前提”。从准确把握侯外庐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特点的角度来看，这一解说十分贴切。

注释：
[1] 刘少奇：《答宋亮同志》，载《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73—274页。宋亮即孙冶方。

[2] 李大钊：《椿园载记》，载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李大钊研究会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5页。

[3][4][5][6][7][8][12][15][16][17] 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1、32、32、128、91、227—229、221、230、233、234页。

[9]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编：《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页。

[10] 侯外庐：《社会史导论——生产方式研究与商榷》，载《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页。

[11] 同上书，第22—23页。

[13] 白寿彝：《外庐同志的学术成就》，载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编：《纪念侯外庐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2页。

[14] 侯外庐：《船山学案》，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1页。

（作者：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